论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推行战略贸易政策的可能性

通过分析我国战略贸易政策有效实施的两个约束条件,即外部约束与内部约束,指出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基本具备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两个条件,但也会因信息不完备等原因弱化政策实施的效果。     

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0—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全国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为正面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验证环境规制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特征。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风况和风力机动态耦合的变桨距控制研究

风特性和风力机动态特性耦合关系,是指风和风力机之间通过反馈控制使输出功率达到稳定时两者的关系,这种稳定状态以输出功率在是否在额定功率的10%之内采衡量,若是,则认为耦合关系建立.基于这种耦合关系,考虑风力发电机组模型的非线性,提出了变桨距的状态反馈非线性最优控制,将风力机组模型精确反馈线性化,避免了将线性化的工作点选取在风力机工作的最优位置而导致控制器不能正确有效工作的缺点.     

《墙上的斑点》的元小说特征分析

就《墙上的斑点》这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伍尔夫对现实的不确定性、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挑战传统以及寻求现代表达方式等方面的探索而言,可以说,《墙上的斑点》具有元小说的性质和特点,伍尔夫在此小说中探讨了现代小说该写什么并怎么写等小说理论问题。     

《墙上的斑点》结构形式分析

在现代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弗吉尼亚.沃尔夫采用蛛网状的结构形式来创作自己的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既是为了实践自己的小说理论、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更是为了满足充分表达小说复杂深刻的多重主题思想的需要。     

北京的世界城市之路

人类建立城市的过程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密不可分.世界城市的形成需要很高的条件,要有世界一流的国际影响与全球化水平,要有世界一流的物质、能量、信息、货币、人才流动效率,要有世界一流的虚拟经济与资本运作能力,要有世界一流的人类资源建设能力,要有世界一流的文化感染力.北京在这些方面既存在一些优势,也存在很多不足.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实现几个方面的革命性转移:一是从传统型业态向现代型业态的革命性转移;二是从实体经济向服务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革命性转移;三是从末端产品向源头创意产品的革命性转移;四是从打造名牌向创造标准的革命性转移;五是从国家城市向世界城市的革命性转移.而实现世界城市的动力元素是"智慧北京+虚拟北京"、质量元素是"绿色北京+零碳北京"、公平元素是"人文北京+良治北京".关注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则是北京通向世界城市的基本途径,应充分借助物联网、传感网进行智慧管理,这是北京迈向世界城市,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文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标志.     

民事简易程序的价值定位

简易程序的价值定位是指导简易程序设置的基本前提,准确地找到简易程序的价值才能使简易程序的设置趋于合理化和科学化。民事简易程序理应在公正与效率的平衡、程序保障和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方面体现出典型的价值取向。     

美国实施反倾销贸易政策的动因、绩效与启示

文章通过对美国反倾销贸易保护活动特征的分析,探讨了美国实施反倾销贸易保护政策的动因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强度,并对其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往往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对一国整体福利来说并不一定有利。因此,在全球竞争中,为提高贸易效率,各国应建立更加开放的贸易体制。     

FDI的就业效应:基于江苏三次产业的差异分析

利用江苏1995年-2009年的FDI与就业数据,对江苏FDI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FDI会促进江苏就业的增加;具体到三次产业,就业效应却又有显著的差异,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效应为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为正,但是总效应为正。因此可以说,江苏吸引FDI使得江苏更多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的机会。     

会计信息披露时机与内幕交易——基于年报首季报披露时差与异常超额交易量的实证研究

考虑到资金成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被监管的可能性,内幕交易者最可能利用两个相隔时间很短的定期报告进行内幕交易。因为这种交易模式最隐蔽,最安全。同时,因承担了高成本和高风险,内幕交易需要巨额的交易量才能获得超额收益。本文正是利用内幕交易的这些特征,找到了极好的研究样本（年报亏损下年首季报盈利且年报首季报先后公布的样本）和控制样本（年报亏损下年首季报盈利但年报首季报同时披露的样本或者年报亏损下年首季报仍然亏损且年报首季报先后公布的样本）,通过异常的超额交易量验证了内幕交易的存在。本文研究表明,在信息披露监管政策中,不仅要考虑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充分性,还应考虑信息披露过程是否为内幕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